桃源县沙坪镇红花村有一条叫西溪的小溪，下公路沿小溪左岸前行150米，有一名叫杨阁湾的小山冲。折进杨阁湾，前有一山，双峰插云，名叫天鹅山。天鹅山山高林密，茂林修竹，左峰脚下有一山丘，当地村民称其为“天鹅抱蛋”，据说是一块风水宝地。

从杨阁湾冲口到丘顶高约百米，坡势陡峭。登上“蛋”顶，一座占地约6平方米的黄土墓出现在杂树丛中。它背倚高峰，面向东方，视野极为开阔，墓碑正中赫然刻着“故高祖考杨公嗣昌大人墓”几个大字，右边刻着墓主人的简历——这就是令世人猜测纷纭的，明季崇祯皇帝“特旨命嗣昌督师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明史•杨嗣昌传》），佩以“督师辅臣”银印，督数十万大军追缴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张献忠的统帅，在常、桃一带流传甚广的杨阁老（明、清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杨嗣昌之墓。

杨嗣昌，字文弱，武陵人（原常德县），生于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8年）二月二十七，卒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三月初一，历任明朝太傅、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礼部尚书。他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但近年对他的评价渐趋公允。姚雪垠先生在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前言中写道：“在崇祯的众多朝臣中，杨嗣昌是比较精明和干练的，决不是一个庸才，《明史•杨嗣昌传》对他的评论有两句话比较实事求是：‘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于是嗣昌得以才显。’杨嗣昌的出京督师是崇祯在对内战争的不得已情况下打出的一张‘王牌’。他和崇祯都不是庸才，而是他们本阶级的悲剧人物。”（引《李自成》前言，第一卷上册29页，1977年5月版）。常德诗墙亦刊杨嗣昌所写的《临沅县》《枉人山》等六首诗歌。常德学者应国斌先生所著《杨嗣昌评传》中说，崇祯、杨嗣昌“二人都处于乱世，回天无力，但都是乱世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同样都是乱世的悲剧人物”。

杨阁老墓为什么会葬在桃源县沙坪镇呢？据《明史•杨嗣昌传》记载：“（崇祯十四年二月）张献忠陷襄阳缚襄王（朱翊铭），遂害之。……嗣昌在夷陵（今湖北宜昌市）惊悸，上疏请死。下至荆州之沙市闻洛阳已于正月被陷，福王（朱常洵，崇祯亲叔父）遇害，益忧惧，遂不食。以三月朔日卒……后（张）献忠陷武陵，心恨嗣昌，发其七世祖墓，焚嗣昌父妇柩，断其尸见血，其子孙获半体改葬焉。”但这里没有说明改葬何处。据《嘉庆常德府志》（公元1813年修）墓园篇载：“太傅杨嗣昌墓，初葬龙阳（今汉寿县）兔子哨，改葬桃源金厂溪。”（引《常德府志校注》上卷195页）另据应国斌先生所著《芷兰春秋》记述：“另据《池北偶谈》，具体发掘‘杨相祖墓’者是张献忠委任的常德知府周圣稽，周为湘潭籍人，并称其状‘最惨’。府志还记载说，杨嗣昌的三个儿子（山松、山梓、山荪）在流寇陷常德时‘募义复仇’。张献忠退出常德之后，杨嗣昌的子孙找到杨嗣昌的半截尸体及其祖辈们的遗骸改葬桃源金厂溪。”（引该书1998年代月第1版323页）

明史只说“改葬焉”，语焉不详。清•嘉庆《常德府志》、光绪《桃源县志》都说改葬于桃源金厂溪。但桃源金厂溪究竟在何处呢？经多方查考，民国桃源县志稿记载为桃源沙坪乡。又据1982年10月成卷的《湖南省桃源县地名集（下）》“金溪”条记载，“位于（沙坪公社金明大队）驻地东1.5公里。一小溪流经此地，相传明代有人曾在此开采过黄金，现有遗坑，故名金溪”。而现在的杨阁老墓正好面对金溪，与现存资料的记载完全吻合。

为什么杨嗣昌的子孙将其遗体改葬此处呢？我们推测，明末沙坪还是很边远很封闭的深山老林，野兽出没，人迹罕至，杨山松兄弟为防再蹈被“发掘其墓”的覆辙，所以选葬于此。将地名定为金厂溪，而不是天鹅山，可能是防备即使有人到了沙坪打探，也问不到准确的地方。而且杨嗣昌子孙还另外布了一个疑阵，在原葬处龙阳兔子哨（治西洞庭湖后此处划给了沅江市，当时属常德行署），亦建有一墓并且以杨山松领衔立了墓碑。

沙坪金溪天鹅山的墓碑原已遗失，现存墓碑是建平杨氏族胞联谊会和嗣昌公后裔孙2004年重修墓地时所立。据了解，在沅江市杨嗣昌墓葬所在地有以杨阁老命名的乡和村。1980年，沅江县政府还将杨嗣昌墓列为全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