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癖”者病也。“精神洁癖”式的教育思路，如同以蒸馏水养鱼，用真空管植树，不唯于教育不利，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是变相的削弱与戕害。

　　市场经济时代，文化人多与权、钱无缘，“名”就成了备选的“海洛因”。暴得大名，浪得虚名，甚至骂名，总好过籍籍无名。挑起文化争议，可谓“出名”的终南捷径。可怜这中小学教科书，竟然成了“预备役名人”的“敲门砖”。先是发表封杀《拳打镇关西》的博文，继之曝出删除朱自清《背影》的动议。联系到三年前撤销《出师表》的风波，这类事件确有再议之必要。论者往往就争议指向的对象———课文本身进行讨论，却较少涉及争议制造者的思维方式与社会心理。

　　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长期以来，非常“和谐”地存在着“执古以绳今”与“执今以律古”彼此对立的两极。所谓“执古以绳今”，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动辄以两千多年前国产的“圣人之学”和一百多年前舶来的“革命之学”绳墨百端，评骘万象，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以致于自设囹圄，自陷窠臼，这是近现代中国先是外夷欺凌，丧权辱国，后则社会衰微，民生凋敝的思想文化根源之一，也是30余年前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时极力强调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执今以律古”，发生在今天的教材争端，就是典型的例子。应当说，语文和历史教科书，承载了我们民族的文化传承、精神塑造和知识建构，积几代国人的心血与劳动，现行教材虽然不无可议之处，但从总体看，内中篇目基本属于不同时代的优秀作品。作为古人的精神产品，这些作品是其时代的精神符号和文化标记。评价历史作品不能脱离历史的坐标系，至少不应以今人之是非为是非。晚清思想家魏源曾经指出:“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所针对的正是这样两种思维方式。

　　部分国人往往染有“精神洁癖”，这其实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其表现有，一味强调思想纯净，片面追求文化单一。在教材风波中，争端制造者的思维方式，所患的正是这种“洁癖”。《出师表》体现的是诸葛亮的“好战”与“愚忠”，是要删掉的；《拳打镇关西》宣扬的是鲁提辖的暴力与血腥，是要剔除的；《背影》赞赏的是父亲的违反交通规则，是要封杀的。“精神洁癖”的实质，近于文化专制主义，即强调一元化，反对多元化。在这些人眼里，不同文化形态，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文体范式，总是水火不容，不共戴天。在这种“排异”、“排他”的“洁癖患者”看来，《阿房宫赋》充斥着对已故领袖嬴政的批评与指责，《武松打虎》体现了对珍稀野生动物的无视与滥杀，《阿Q正传》老是拿民族的心理缺陷与丑陋根性说事，因此，都是必须清除的。如果说这是“洁癖”，那么，这“洁”往往只反映始作俑者个人的主观判断与心理感受，这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胡锦涛语)的方针也是相悖的。

　　应当指出，这几位教授并不具备“精神洁癖”的发明创意。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有人提供了先例。贾谊给文帝的奏疏——《治安策》，曾被毛泽东称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那么，贾长沙的“迂腐”体现于何处呢?为保证太子成为优秀的储君，他的措施是：“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贾谊的措施与删改教材之议，千载之下，可谓殊途同归。试图将孩子们禁在真空管中，饮蒸馏水，食维生素，风吹不着，雨淋不到，“洁”则“洁”矣，倘以为这样就可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这种“迂腐”之举，不仅是“精神洁癖”，也是“社会洁癖”。倒是那些罹患“洁癖”的“师表”们，可悲的是他们自己自病不觉，他们仍然以“看了‘水浒’学打架，看了‘三国’学诡诈”的思路看待今天的教育和孩子。

　　“癖”者病也。“精神洁癖”式的教育思路，如同以蒸馏水养鱼，用真空管植树，不唯于教育不利，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是变相的削弱与戕害。